本草求真:豨薟草補益之謎

豨薟草,以豨薟為名始見于唐代官修《新修本草》(659年),記載說“味苦,寒,有小毒。主熱匿煩滿,不能食。生搗汁,服三四合,多則令人吐。”蘇敬明講本品性苦寒,“主熱匿煩滿,不能食。”未見補益之功。宋代《本草圖經》(1057-1061年)記載說:“近世多有單服者,云甚益元氣,蜀人服之法:五月五日、六月六日、九月九日采其葉,去根、莖、花、實,凈洗曝干。入甑中,層層灑酒與蜜蒸之,又曝。如此九過,則已,氣味極香美。熬搗篩,蜜丸服之。”則記載了本品經過“酒與蜜蒸之”之后可以“益元氣”,也就是說經過酒蜜炮制之后,具有補益作用。不過,藥學家蘇頌又記載說:““諸州氣說,皆云性寒,有小毒,與《本經》意同。唯文州、高郵軍云性熱,無毒。服之補虛,安五臟,生毛發,兼主風濕瘡,肌肉頑痹,婦人久冷,尤宜服用之。去粗莖,留枝、葉、花、實,蒸曝。兩說不同,豈單用葉乃寒而有毒。并枝、花、實則熱而無毒乎?抑系土地所產而然邪?”蘇先生對豨薟草生寒熟補提出懷疑。

在歷代本草的記載中,酒制豨薟草不乏有補益作用的表述。同為宋代的本草著作《經史證類備急本草》(1108年)記載了“江陵府節度使成訥進豨薟丸方”治療“中風,床枕五年”案例。又記載了《奉敕宣付醫院詳錄》張詠云知益州進豨薟丸的史料說“臣自吃至百服,眼目輕明。即至千服,髭鬢烏黑,筋力校健,效驗多端。”明言豨薟草經蒸曝后具有補益之功。以至于明代《本草蒙筌》(1565年)贊曰:“至賤之類,卻有殊常之能。”同時期《本草綱目》(1578年)總結說:“生搗汁服則令人吐,故云有小毒;九蒸九曝,則補人去痹,故云無毒。生則性寒,熟則性溫,云熱者,非也。”李時珍認為本品生寒熟溫,經蒸后具有“補人去痹”之功。可李中梓偏不這么認為,《本草通玄》(約1667年)明言:“按豨薟苦寒之品,且有毒,令人吐,以為生寒熟溫,理或有之。以為生瀉熟補,未敢盡信,豈有苦寒搜風之劑,一經蒸煮,便有補益之功耶?”李氏之說與他600年前的蘇頌先生遙相呼應,意同。

明代李中梓在其《本草征要》中又明確記載:“長于理風濕,畢竟是祛邪之品,恃之為補,未敢信也。”清代陳士鐸在其《本草新編》(約1691年)中記載了其用參、芪、熟地、山茱、麥冬、五味之藥治療“猝然中風”的案例,當聽患者說久服豨薟草時,陳氏說“豨薟耗人真氣,豈可常服?”認為“若豨薟則不妨一用,而至于再用,但不可久用耳。”同時期的《本經逢原》(1695年)中講:“或云甚益元氣,不稽之言也。”張璐的觀點也認為其“益元氣”純屬無稽之談。清姚瀾在其《本草分經》(1840年)載:“生用寒,熟用溫,長于去風濕治麻痹而能燥血并不補益,酒拌蒸曬九次。”明確指出“并不補益”。

總結以上,豨薟草藥用自唐代開始,但是蘇敬只是認為本品具有苦寒之性,沒有講其具有補益的作用,這一點為歷代醫家的共識。但是大約在宋代的時候(至于是不是這個時期開始的,不做考究了),因為炮制方法的使用,豨薟草出現了“生寒熟溫”的說法,這一說法,也是歷代醫家的共識。伴隨“生寒熟溫”的藥性兩異的出現,也有了“生寒熟補”的講法,但是對這個說辭,從開始就存在爭議,宋代藥學家蘇頌、明代的李中梓、清代的陳士鐸、張璐、姚瀾等人均持反對意見。

以酒炮制,是中藥的常見工藝之一。酒制可以達到改變藥性,增加其藥效,減輕毒副作用的目的。《經史證類備急本草》(1108年)明載“彼土人呼豬為豨,呼臭為薟氣,緣此藥如豬薟氣,故以為名。但經蒸曝,薟氣自泯。”借助酒制可以消除豨薟草的不良氣味。歷代本草中不乏豨薟草“有小毒”的記載,“多則令人吐”即為明證,現代研究也證實本品大劑量會對小鼠肺臟造成彌漫性間質性肺炎,古人多用酒制或許可減輕此類不良反應,只是推測,尚有待證實。此外,豨薟草之用,以痹癥為主,炮制后由寒變溫則更利于對應風寒濕痹癥的治療,誠如李中梓所言:“古人所謂補者,亦以邪氣去則正氣昌,非謂其本性能補耳。”

而今,有些中藥學著作中提及豨薟草則講:“酒蒸制后轉為甘溫,袪風除濕之中寓有補益肝腎之功”實為謬論。酒制豨薟草,遮味、改變藥性、增效而已,何來“補肝腎”之功?可笑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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